意识形态的时代竞合:商《长期博弈》真义

2021-09-24

  [内容摘要]《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为中美搭建了相互进攻的不对称竞争模型,反映了美国政治少壮派出于本位主义维护美国秩序的单边主义倾向。中美博弈的根源是经济基础反映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认知分歧。既然认知的绝对力量尚无定论,认知博弈就成为空洞无义的过程,不如转而追求认知向理性飞跃的结果——搁置争议,走向竞合。
  
  [关键词]博弈 意识形态 唯物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出版新作《长期博弈》观点表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制定大战略,目标为取代美国秩序,最终实现在区域甚至全球层面的霸权。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是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不对称竞争战略,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层面的协调一致开展削弱美国实力、建设控制能力、扩展霸权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分为“韬光养晦”、“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后结论建议美国政府效仿中国的不对称竞争战略,以更低的破坏成本对抗中国建设秩序的高额付出,用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压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输出,实现美国霸权秩序的维系。
  
  杜如松自述撰写此书时“参考了中国共产党文件的原始数据库—各种回忆录、传记和高级官员的日常记录。虽然没有一个主文件涵盖整个的中国大战略,但大量的资料仍能让我们窥见其基本轮廓”。杜如松定义的大战略“为一个国家关于如何实现其战略目标的理论,他是有意为之,协调一致的,并且通过多种治国手段——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实施”。杜如松依据文献和自创的研究框架进行推导,得出了中国大战略目标。其实不必费此周章,因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大战略的目标从诞生之日起已经向世界宣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百年政党的使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大战略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它是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与进步的思想引领。中国的大战略并不针对特定国家,中国也无意取代美国秩序。杜如松的推导结论立足美国霸权的价值观,是对美国霸权衰落的原因归责,还是对美国霸权秩序的眷恋,事实将作出证明。《长期博弈》延续的“中国威胁论”,是将美国主动对号入座将自己嵌进了中国的大战略进程,对抗中国大战略就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否定,一如拉塞尔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所言:“幸福之道在于富有想象力的正面确认,而非阴沉沉的负面否定”。
  
  一  认知扭曲现实的误判
  
  杜如松认为中国的“韬光养晦”战略方针缘于美国在海湾战争时,美国霸权所展示的压倒性军事优势,被中国视为潜在威胁。中国因此制定了防御性质的“韬光养晦”战略方针,主要目标是“努力降低与美国及中国邻国发生冲突的风险,同时限制对中国的外部压力,扩大中国的行动自由”,这一策略杜如松定义为中国对美国削弱策略的开始。方针是相对于路线的动态调整,随时局变化为前进路线作出指引。杜如松认为“韬光养晦”是削弱阶段战略方针,如果事先不明确路线而靠推导确立路线,在理解中国大战略时难免落入盲人摸象误区,中国俗语称之为“拉郎配”。《长期博弈》也因此给中国戴上了第三章标题“新冷战已经开始”的帽子。
  
  杜如松对新冷战的定义基于美国看中国的视角,认为中国准备取代美国秩序是中国对美国发起的新冷战。如果基于中国看待美国的视角,美国霸权对全球的霸凌即为新冷战的标志。美国霸权壮大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深度融合的新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必然审慎地权衡利弊,避免轻易选边站,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两大阵营的对抗尚待观察。现实已经表明,杜如松所称的新冷战中唯一主角就是美国霸权。
  
  杜如松分析“韬光养晦”战略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时,引用了中国成语“卧薪尝胆”来解释这是中国的积蓄等待策略,也是对削弱美国的开端。按照此逻辑,“韬光养晦”应为大战略中的“外王”,但是邓小平同志着重强调了“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是大战略中的“内圣”。就像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中美竞争时所讲:“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家哲学思想中互为表里的辩证统一,其战略意义是施行“仁政”。《长期博弈》就成为了美国秩序的霸权博弈中国“仁政”的爱民。
  
  《长期博弈》与“安全困境”思维导致的冷战并无二致,如果对汉语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将会减少这种“困境焦虑”。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愿景而非秩序,倡导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精通中国历史文化的基辛格博士对这一点很早就有灼见:“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传教士社会。它要的是别国的尊敬,不是皈依”。“困境焦虑”情境之下的“取代”和“合作共赢”基础之上的“尊敬”完全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对现实的认知当中,难免由于误解进而产生误判。正如罗斯福在1945年第四次就职演说时讲到:“如果对别人充满猜疑、不信任或恐惧,我们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
  
  二  社会达尔文主义贯穿的美国秩序
  
  不对称竞争战略的实质是《孙子.虚实》中“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军事思想,在中国已经实践了几千年。避实击虚属于战略指导思想,在具体实践中随内因和外因的变化可以转化为战术或者策略层面的调整。战略和战术属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但是双方之间又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比如,杜如松试图从中国各级官员的表述中还原中国的军事战略框架,他如果仔细品读《孙子.计篇》中“兵者,诡道也”的内容,或许对中国发展武器装备杀手锏的策略有重新的认识。又如,杜如松把中国积极作为的睦邻友好政策,视为中国突破美国岛链封锁在政治上削弱美国秩序的战略,就是只看到局部战术突围显示的进攻性,而忽略了全局战略目标追求的和平共处。
  
  不对称竞争战略实践的结果是为了实现相对意义上的对称竞争,亦即国际政治中常用的均势秩序。在此意义上,正如杜如松界定中国缘于对美国霸权潜在威胁的担忧而发动了新冷战。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的不对称竞争战略动机是出于被动防御,其目标是中国在实现自身安全防务需求的基础上保障发展,也是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道路上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具体体现。以上可以看出,杜如松定义的不对称竞争战略契合了形而上学孤立看待问题的观点:只看中国战略担忧的主观动机,缄默美国霸权危害的客观威胁,否定二者之间本质的区别。这种孤立观点所固有的片面性势必带来战略误判。
  
  不对称竞争与对称竞争是矛盾的两面,但是他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对立统一的存在于中国大战略中。杜如松认为的对称竞争战略是“美元对美元、船舰对船舰、贷款对贷款”,这是一种朴素的、单纯的、片面的对称竞争认识。脱离了不对称竞争的对称竞争就成为了绝对竞争,而脱离了对称竞争的不对称竞争也会成为绝对竞争。绝对竞争抛弃了矛盾的统一性,只剩矛盾的斗争性,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统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作用就消失了,绝对竞争回归到了二元论的世界,其带来的结果就是非黑即白,你有我无,你死我活。
  
  杜如松全书的立论基础援引了《克劳备忘录》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与格雷厄姆的“修昔底德陷阱”和杜如松本人的《长期博弈》如出一辙——零和博弈:霸权不甘落寞而挑起绝对竞争,大国博弈霸权最终走向崩溃。《长期博弈》论断中暗含的绝对竞争所蕴藏的内部矛盾也就浮出水面:美国秩序的维持和潜在竞争对手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对于美国秩序的静态维持,潜在竞争对手属于动态变量,这一矛盾规律在杜如松所称的新冷战开始后,促使美国在全球不断消灭被美国认为敢于挑战美国秩序的潜在对手,最终成就了美国全球霸权和全球服从美国霸权的二元论式美国秩序。
  
  《长期博弈》中的霸权秩序套用了罗伯特.吉尔平所称的主导国家用于规范从属国家的某种“控制形式”,通常包括强制能力(强制遵守)、协商一致的引导(激励服从)和正当性(正当地要求遵守),犹如汉斯.摩根索帝国理论的缩减版。全书沿用此结构一一对应论述中国建立秩序取代美国秩序,言下之意现存美国秩序已经是霸权秩序,再次对作者的坦诚布公表示赞赏。构成霸权秩序的三要素是一体的,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分割开来就只剩霸权或者秩序,命题也就不成立。杜如松转而辩护美国秩序通常更依赖于协商一致的引导和正当性,是自由秩序,尚未大规模使用强制能力,自我否定了援用的理论基础。同时暗示中国建立的秩序通常更依赖于强制,是非自由秩序,即为霸权。按此推导那么也就不存在取代美国霸权秩序的中国霸权秩序,《长期博弈》中的美国就成了与风车作战。
  
  如果《长期博弈》事实上讨论的是霸权与秩序的关系,那么谁在主张霸权,谁在建设秩序,历史和世界自有评判。美国秩序尚未大规模使用强制能力,那么美国发动的一系列冷战、热战作何解释。美国所谓的自由秩序的本质是强权享有自由的丛林法则,他给海湾战争、苏东剧变、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受影响国家带去的不是秩序而是无序。美国宣称的民主自由没有给这些国家带去幸福繁荣,反而招致了动荡贫穷。中国建立霸权秩序,使用强制能力“命令”(ORDER秩序)“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践行“五通”、加大扶贫帮助、培育民生工程。中美对比,是谁在不断诉诸武力,乐于干涉他国内政,最终留下阿富汗式的“民主撤离”。《长期博弈》的框架讨论与主题形成悖反,把实用主义的“有用既是真理”放置于美国当前“政治正确”的大背景下,终见专著的逻辑意义。
  
  杜如松认为中国大战略要取代美国秩序,这是基于美国霸权立场的形而上学的主观认识论。如果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中美关系,中国的民族复兴伟业、美国霸权思维之下对中国的遏制、美国霸权终将溃灭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此阶段的中美博弈是历史必然中的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历史偶然。《长期博弈》将历史偶然认作是历史必然,跟随其观点者难免南辕北辙,甚至陷入放弃发展专注博弈的死循环。
  
  绝对竞争内部的矛盾关系形成了目前中美博弈波浪前进和螺旋上升趋势,也就是杜如松命名的《长期博弈》。杜如松仅就中美博弈的方式进行了多渠道论证,认为合作、安抚、妥协、协议等均不可为,仅剩竞争通道,这还是二元论中你有我无的利益观所导致。在论证中美博弈结果时,杜如松依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认为美国目前虽面临第五次衰退浪潮,但美国将会因亨廷顿所说的“一种不同寻常的自我纠正能力”而再次蜕变壮大。杜如松在此基础上产生乐观预期,建议美国用破坏性的低成本不对称竞争中国建设性的高成本,自信美国将在这场《长期博弈》中成功遏制中国试图取代美国秩序建立霸权的战略野心。这是缺乏历史发展观点的刻舟求剑,昔日的大英帝国、沙皇俄国、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曾经创建并梦想永固的“帝国秩序”都已史海沉钩,这种覆灭并不是由具体某个国家所取代,而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必然趋势使然。
  
  我们在此就《长期博弈》可能的其他的结果进行推演:中美都陷入长期的萧条、世界重回冷战时代、美国秩序崩溃、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等,以上结果恐怕杜如松和美国都不想看到。所以他的《长期博弈》结论最为符合美国当下利益,符合美国政治需求,符合美国秩序服务的资本意志。《长期博弈》要维护的美国秩序,就是通过绝对竞争维护绝对的美国秩序,绝对的美国秩序就是绝对的美国霸权。这种绝对认识论源于形而上学看待世界时站在静止的观点,认为美国秩序控制的世界本体是不变的,也不能变的。
  
  人认识世界是为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先决条件是改变自己。固守美国秩序,拒绝自我改变,何谈通过自我改变进而带来世界改变。基辛格博士认为唯有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是构成世界秩序的基础——“以独立国家组成的体系为基础,各国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务,并通过大体上的均势遏制各自的野心”。这种秩序的智慧是“避免对绝对价值做出评判,转而采取的态度是接受多元世界,寻求通过多样性和克制渐渐生成秩序”。基辛格博士的观点体现了历史的、多极的秩序建设之道,即不再重复和延续已有的状态,而是通过人的认识和实践,创造人类社会新的更好的未来。
  
  三  托勒密化的的意识形态
  
  杜如松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是旧的意识形态,恐怕还是基于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单纯列宁主义政党的偏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指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渊源。这个旧的意识形态带领中国14亿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唯物辩证法中发展的观点无法解释这种逻辑。旧的意识形态让美国不惜通过民粹主义,调动两党达成解决国内危机的归责共识——全面遏制中国发展,只有实用主义忽略历史观的“有用既是真理”立场堪为转圜。
  
  杜如松如果精通唯物辩证法中发展的观点——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应该建议美国政府专注搞好自己新的发展,静待中国旧的意识形态灭亡,无需计算如何通过不对称竞争战略破坏中国建立秩序的投入产出比,甚至做到零成本来维持美国秩序。借此省去参众两院为预算争论、选民因疫情防控不力而游行抗议等这些不可控环节,真正符合美国资产阶级价值观——“一切都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
  
  新与旧在意识形态范畴就是历史与现代的思考,在智慧之下则无差别。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基因相融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得是人民的心”在历史长河中遥相辉应。与马克思在批判“庸人世界”和“颠倒了的世界”基础上,确立的区别于以往意识形态思想重要进展的“真正的人”一脉相承。“美国秩序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秩序是两千五百年演化的成果”,可以说美国的意识形态渊源追溯到了两千五百年前的历史和文化,在实践中它符合美国社会形态反应的现实,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适应美国发展的历史阶段,这是美国人民自己做出的选择,理应受到尊重,同理亦然。
  
  意识形态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包含了基本经济的事实、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观念。按此划分,意识形态可以分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一般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三大类别。意识形态可以间接的符合和反映现实事物,但它不会直接就是现实事物,即恩格斯所说的“不断接近”的“永远不会相交”的两条渐近线。理解意识形态时,谨记经济关系是“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中国共产党作为21世纪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它的理想和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之际,完成了脱贫攻坚重任,建成了小康社会,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宗旨的经济关系红线,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之中,把握此红线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当为不难。即便存在中国秩序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那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秩序,美国无需自认受到威胁而不安。
  
  杜如松认为中国取代美国秩序而造成的竞争,源于美国宣称的中国集权秩序对自由秩序的威胁,还是美国用于干涉别国内政时,在伪善人权旗帜下,给意识形态舆论战穿上“爱的外衣”的惯常手法。用经济关系的红线分析美国与中国竞争的内核逻辑,原存于中美博弈中的历史必然浮于纸面:美国霸权衰落——资本利益受损——生产关系被迫调整——资产阶级统治和意识形态受到冲击。沿着这条路径反推解决方案只有两种:一种是资产阶级放弃自我利益,自我改造意识形态,主动调整经济关系以适应历史发展;另一种是资产阶级固守原有秩序,拒绝改造意识形态,反而通过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谋求更多利益。这就是哲学讨论中的“托勒密化”:在哥白尼天文学说尚未形成共识之前,地心学说拥护者就会引入新的说辞,对异常现象作出解释,甚至烧死了“异端”布鲁诺来拒绝“哥白尼式”革命的降临。
  
  自我改造的发展需要通过内因主动推动,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固守秩序的发展需要调动外因催动内因,但外因不能改变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杜如松在结语中写到:“来自外部的竞争常常促使美国展现出自身最好的一面冷战期间,美国政客敢于将外交政策分歧搁置一边。在当下这个党派陷入僵局的时刻,国内可能会再次以美国本土之外为契机达成共识”,中国因此成为了维持美国秩序内因需求的不二外因之选。美国资产阶级为掩盖自己狭隘的为实现阶级特殊利益的目的,不惜召唤“冷战亡灵”遏制中国,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
  
  杜如松最后对中美不对称竞争态势做出对比:鉴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和人民的拥护度,改变中国、和平演变、颠覆与推翻等现阶段都不可行,但是应该“持续的对律师、大学教授、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等群体赋权,这些人被认为能够在中国自由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美式民主及其生成的秩序、美国的开放和法治都具备竞争优势,以此优势调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的力量,仿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不对称竞争,发出类比“一带一路”的美国倡议,挫败中国建设秩序的努力。
  
  归根结底,《长期博弈》论述的不是表面的秩序,而是中美意识形态的此消彼长。杜如松所提的一揽子不对称竞争建议,几乎囊括了近年来美国对华遏制的所有政策,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集成和延伸。《长期博弈》从起点论述“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到结尾积极推行“新美国主义”,足见意识形态在大国博弈中的统领地位。
  
  杜如松的《长期博弈》全面体现了他对职业的忠诚度、敬业度和专业度,值得同行学习。作为一名任职白宫的80后、美国政界少壮派的代表,显示了目前美国政界中的“达尔文主义”现象:少壮鹰派崛起,主张中美友好合作的鸽派渐趋噤声,当年“破冰”中美关系的大局观成为禁区。《长期博弈》这一类专著的面世,得益于美国政企学三界一贯对相关领域不吝投入的研发、推广,成为了美国大战略泛意识形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
  
  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战略即为不对称竞争战略,堪称“陆海空”一体化作战的典范:在陆地上政企学三界大量开展意识形态基础研究,利用学术文化对比优势精美包装意识形态成品,加快市场投放速度紧密配合时事需求;联合盟友开展人海战术,利用媒体和舆论话语权对比优势,集中火力持续攻击;跨越时空阻隔,利用网络技术对比优势,在虚拟空间广泛渗透。但是,相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而言,美国的不对称竞争战略属于第二因的外因,烈度再大也不能主导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
  
  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建设更应理直气壮、大张旗鼓。通过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发展的第一因内因,以不断超越自我的不对称竞争实现哲学意义上的竞合:
  
  第一,深刻认识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时代性、发展性和历史性,尊重任何国家的社会制度,把握各国意识形态的个性和共性,深入践行“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外交理念,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第二,循经济关系的红线从反对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入手,用“批判的武器”破灭资本在虚拟空间创造的各种“文化幻象”,用“武器的批判”对阴谋捍动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资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杜绝以唯物主义之名行唯心主义之实的“双芯”现象,全面建立去庸俗化的传媒分级秩序,树立追求马克思主义远大理想的社会主旋律。
  
  第三,中国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全方位向世界展示中国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欢迎任何国家就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展开良性合作竞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探索,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
  
  中美作为当今世界两大意识形态的代表,是构成世界和平秩序形成的主要矛盾对子。突出矛盾的斗争性就是逆历史潮流重回冷战思维,对中美两国和世界都是一场灾难。一致看向矛盾的同一性,相互依存、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以合作的智慧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
  

 文/严小十 英国纽卡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国际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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