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天大楼》作为一部悬疑推理剧，因其内含丰富的商业元素而屡获热搜。本格推理、女性剧作、性别偏见、家庭暴力、PUA，热播热议的同时，也使人不禁深思，编剧是否在构造一个完美受害者的身份?女主从恐惧不敢反抗，到不断逃离，直至最后放手一搏时不慎被杀。这种越反抗越会导致更悲惨下场的设计，是被害者的心灵臆想，还是社会现实?他们为何无法反抗?为何不向社会求助?

　　一、煤气灯效应：无法反抗的亲密关系虐待

　　童年穿蕾丝裙子的受虐照片，是继父颜永原威胁美宝和叶舒俊的王牌。姐弟俩相信，这些照片一旦被公布出去，美宝将无法见人，叶舒俊也会被世人耻笑，而这更可能是舒俊的女装照片。继父的罪恶印象扩大了美宝对于照片影响的判断，以至于对继父的恐惧脱离了现实，演化为情感操控，这便是亲密关系虐待中的“煤气灯效应”。

　　1944年电影《煤气灯下》上映，这部电影由英格丽·褒曼、查尔斯·博耶和约瑟夫·科顿领衔主演。在影片里，少女宝拉因为姑妈的意外身亡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青年安东为了谋取宝拉的遗产，先是向宝拉求爱确定关系，其后用尽各种方法企图把宝拉逼疯，将她送进精神病院，从而获得宝拉的巨额财产。

　　博耶扮演的男主角逐渐让褒曼扮演的女主角相信她自己正在失去理智。他给了她一枚胸针，看她把它放到手提袋里，然后偷偷地把它拿走，接着再向她索要这枚胸针，女主角怎么也找不着胸针了，但是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将胸针放进手提袋里了。于是男主角下定论说：“亲爱的，你可真健忘。”一开始女主角会说：“我并不健忘。”但随着类似的情况频繁出现，她不禁怀疑：也许他是对的，我真的健忘。最后，她已然无法相信自己的记忆和认知。在影片里，男主角为了霸占女主角所继承的遗产，刻意地引导她不相信自己的认知，一步步让她变疯。

　　“煤气灯效应”又叫认知否定，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扭曲”受害者眼中的真实而进行的心理操控和洗脑。操控者长期将虚假、片面或欺骗性的话语灌输给受害者，从而使受害者开始怀疑自己，质疑自己的认知、记忆和精神状态，最后达到控制受害者的思想和行为的目的。在现实生活中，“煤气灯效应”更多地存在于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亲密关系中。

　　颜永原正是利用手中的照片作为情感控制的工具，夸大照片的恶劣影响，受虐照片和悲惨的童年经历交织在一起，让美宝和叶舒俊选择不断逃避，当面对颜永原时，姐弟俩也只能选择乖乖就范或置之死地。

　　二、公平世界谬误：为何他们不向社会求助

　　耶鲁大学情商中心副院长罗宾·斯特恩，在《煤气灯效应：如何认清并摆脱别人对你生活的隐性控制》一书中，详细列举了摆脱“煤油灯效应”的途径：建立自己的社交系统，不要太过依赖某个人;察觉“操控”，从小事开始脱离控制;相信自己，客观分析他人及其行为。

　　观剧过程中，网友不禁要问，美宝为什么不去报警，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哪一条都可以拯救自己。这样的疑问在另一部热播剧《隐秘的角落》中也同样存在，剧中三个孩子发现张东升推岳父母下山后，为什么选择不报警，之后很多需要报警的情况，他们也没有选择报警。

　　受害者选择不报案的心理原因往往有四种：顾及隐私、避免报复、程序繁杂、破案无望。美宝和叶舒俊都害怕因为报警而曝光照片，尤其舒俊尚有精神疾病在身，而且侦查过程必将重新揭开多年伤疤，使自己重温当年不愿回首的经历。这些是理由，但是真实的原因吗?受害者为何会惧怕社会大众的眼光?是性别偏见，是对于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是完美受害者的社会心理误区。

　　社会总有一种思维趋势，即公平世界谬误。这种理论认为，倾向谴责受害者的人陷入了一种逻辑谬误，他们假设世界是完全公平的，灾难从不无故降临到人头上，只要行为得当就绝不会遭受不幸，因此受到伤害一定是因为受害者本身有错，也就是俗话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一个害人无数的心理误区，人们难以甩掉被害人有罪的偏见，因为受害者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件事不发生在别人身上，偏偏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就要求人们对世界有清醒的认识，勇敢地面对世界的现实。

　　分析受害者不报警的原因，只从内部视角回溯是不够的，还要探究制度弥散的原因，即本该设置好的种种监督体制为何会缺失?实际上，叶美丽已经说出了原因。

　　叶美丽说，对于急诊室大夫来讲，有两种事遇到了比较为难，一种是吸毒过量的，会纠结于要不要及时上报，因为大多数吸毒者不会因为拘留或者罚款而戒掉毒瘾，反而会因为医生们的上报，害怕来到医院，错过最佳抢救时间而丢了性命。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家暴受害者，也会纠结于是否让警察及时介入，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别人的家务事，虽然触犯了法律，报警后以为自己站在了受害者一边，但大家都会认为你是在多管闲事。

　　在制度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脆弱性时，就轮到法律出场救济个人权利、惩戒不法行为了。

　　三、执指为月：一场关于正义与正确的罗生门

　　《摩天大楼》全剧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很多，例如：房屋中介爬进通风管道，偷窥美宝的生活;警察钟敬国常常以爱之名刺探养女的隐私;嫌疑人家属兼律师诬告钟敬国性骚扰;叶美丽带叶舒俊出逃外地，是救助还是拐卖儿童等等。法律问题因循法律规范就可以解决，然而对于法律精神的探讨却没有标准答案，全剧最终立足于讨论正确与正义，是有其深刻含义的。

　　在得知美宝因为要与继父同归于尽才自杀后，钟敬国告诉徒弟杨蕊森要接受现实，警察要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正义的事，他害怕徒弟无视证据而宁愿相信串供得来的真相。杨蕊森仍苦思冥想，才找出沈美琪在通风管道中的录像，确认颜永原是真凶。她又回头告诉师父，警察应该坚持做正义的事情，而非正确的事情。

　　关于正义和正确的讨论，已经贯穿法学和哲学上千年历史。其实在2420年前，就有人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正确与正义该如何抉择。

　　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腐化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并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被判处有罪以后，他的学生为他打通关系，让他从狱中逃走。并且劝说他，判他有罪是不正义的。然而苏格拉底选择了慷慨的走向刑场，视死如归。他的理由是：我是被国家判决有罪的，如果我逃走了，法律得不到遵守，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效力和权威。当法律失去权威，正义也就不复存在。这不是悲剧的声音，这是一个智者在用生命诠释法律的真正含义——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权威性。只有法律树立了权威，才能有国家秩序与社会正义的存在。

　　根据苏格拉底的诠释，正确只是一段时间内的结论，而正义则是永恒的是非观。亚里士多德常引用诗人西奥多尼斯的一句话“正义是一切美德的总和”。在现实生活中，正确一词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倾向，人们常常用它来表示一种可行性。我们可能常常以短时间的现实需要而制定法律，将法律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例如对于复杂经济纠纷“一刑了之”，泛刑化将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也是编剧在剧末讨论正确和正义问题的原因，也是让这部剧脱离悬疑推理升华意蕴的点睛之笔。试想，如果美宝认清现实坚持是非观念，而非一味地考虑弟弟形象这一“正确的”短视行为，或许姐弟俩都可以解脱。诚然，我们不能陷入完美受害人的误区，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正义的方式救济自己的权利。

　　短视的正确容易变为苟且，法律也一样，执指为月，枉费工夫，这也是为何正义和人权是法的价值之首。

　　如果你以正确和正义两种眼光重新打量全剧，一切都将改变。(文/秦鹏博)